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中西功还总是会想起那个午后，还有那个用生命践行着“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的倔强的年轻人……
1938年9月，“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上海公开招考研究员和雇员。“满铁”表面上是经营中国东北铁路和重工业的一家铁路公司，实际是日军设在中国的高层情报机关。“满铁上海事务所”里一个叫“中西功”的日本人，推荐了一位名为“程和生”的中国青年前来报考。因成绩优异，“程和生”被录取了。这个“程和生”就是我地下党员郑文道，而中西功就是那个因准确预警日美开战日期而名留青史的红色间谍。从此，郑文道和中西功演绎了一段“你保护我的国家，我用生命保护你”的传奇故事。
1929年，19岁的中西功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受学院老师、党员王学文影响，积极投身反战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中西功秘密参加日本青年同盟，往返日本和中国，从事反战活动和相关学术研究。1934年，中西功再次来华，经友人尾崎秀实介绍，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进入“满铁大连总部”工作。
1937年冬，中西功与反战的日本友人在辽宁大连老虎滩聚会。会上，中西功被推荐为“全国反战运动”的召集人，并成立了由尾崎庄太郞联络东北、白井行幸联络华北、西里龙夫联络华中的秘密反战组织。
1938年5月，中西功因出色的研究能力被派遣到上海，成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任。在上海，中西功见到了昔日的恩师、党员王学文，并提出“尽快在日本人中建立的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议。
不久，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成方带回我高层领导的意见，同意发展中西功等日本同志，并组成“日本人情报小组”，由吴直接领导。情报联络员郑文道担心吴成方这样做太冒险，阻止他：“按照秘密工作规则，你不能直接同日本人联系，中间必须有个联络员。”并主动请缨当那个“随时准备牺牲的联络员”。
中西功与上海情报科的第一次秘密联络被安排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刚见面，中西功首先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别时，郑文道特意来了个90度的鞠躬，并郑重地说：“希望你值得我的鞠躬感谢！”就这样，28岁的日本人中西功和24岁的中国人郑文道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秋走到了一起。
1938年9月，经中西功推荐，郑文道化名“程和生”进入“满铁上海事务所”，主要负责中西功及其日本友人、在南京的西里龙夫情报的接收和转送工作。
1940年4月，在中西功的提议下，“满铁上海事务所”先后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等附属机构，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各地的地质状况、兵力布局、经济情报等。在“满铁”这条情报线上，郑文道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先后传递了百余件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制定战略决策、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8月，日军拟袭击我从山西根据地前往河北敌后开展斗争的100多人干部队伍，郑文道及时将情报转交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立即调整行军路线，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了空，还遭遇八路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八路军总部一位负责干部高兴地说：“应该为及时传送这一情报的同志记一大功。”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天皇召开了御前会议。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党中央曾两次来电就“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询问上海情报科，潘汉年特意从香港回到上海，将这一任务交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中西功于1941年10月25日回到日本。而此时的日本，一周前，因佐尔格的“东京情报小组”暴露，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先后被秘密逮捕。
绝境中，中西功以找朋友的名义，只身闯进日本军方的报道部了解日军动向，掌握到“日本当局把日美谈判最后期限定在11月30日”，又通过一个在银座开小书店的朋友，从其在军令部当通讯参谋的姐夫处获知“日美谈判一旦破裂就会开战”。综合多个渠道来的情报，中西功立即返回上海跟进“满铁”密档，最终锁定“日本南进作战当在12月1日至15日之间，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
中西功迅速将此情报交给郑文道，情报转至苏联后，苏联立即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东线战场，并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周恩来后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佐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作为中西功在日本政府的内线兼密友，尾崎秀实在被捕前，匿名给中西功发了封紧急密电：“向西去。”
中西功收到密电后，立即将此危急情况告知郑文道，要他尽快脱离。而此时，正是跟进日本“南进”情报搜集的关键时期，中西功毅然决定逆行——“向东去”，亲自去东京搜情报。
郑文道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他担心自己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郑文道决定留下来，他郑重地跟中西功说：“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
郑文道迅速将此危急情报向上级作了汇报，并清理自己的住处，确保不留蛛丝马迹。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1942年7月29日清晨，从东京赶到上海的日本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逮捕了郑文道，并将与郑文道同室居住的我地下情报人员倪之璞也作为嫌疑对象一同逮捕。
特务们将郑文道关进卫生间，当即开始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自己与日本人只是工作关系，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知。日本特务只得将郑文道和倪之璞一起押上吉普车，准备带往日军宪兵司令部继续审问。
当吉普车驶至繁华闹市时，郑文道想要制造轰动性事件，给其他来不及通知的同志示警，就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头部血流如注，当场陷入昏迷。
为了获得口供，日本宪兵将郑文道送至医务室抢救。伤势稍缓，特务们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提审。特务们百般利诱，郑文道不为所动。受尽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咬定与中西功只是工作关系，也不知道刘国光（吴成方）的住址。利用看守的疏忽，郑文道纵身一跃，从四楼病房的窗口跳了出去，英勇牺牲，用28岁的生命保护了同志。
40年后的1982年，中西功的友人、同为上海情报科情报员的西里龙夫重回上海，带来了中西功撰写的回忆录《处于中国革命的风暴中》。
中西功在书中写道，“他认为，如果他逃跑的话，将对我不利。但是他被捕后，从简单的讯问中，他已觉察到，他和日本员的关系已为日宪知道，无法为我们掩盖……在被审讯时，他看准警察的疏忽，从窗口跳楼，壮烈牺牲了。”
由于郑文道的牺牲，日本特务妄图通过他破获地下党组织的企图彻底破灭。而中西功无论多少酷刑加身始终坚持“因为信仰而为做事”，没有招供出任何人，在狱中撰写了《中国党史》，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党史。他两次被判死刑，但终于等到了日本战败投降，出狱后，他拖着伤病之躯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精力。
中西功在回忆录中写道，“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1973年，中西功去世。1986年3月11日，中西功夫人中西方子遵照丈夫“请代我去给他鞠个躬感谢”的遗愿，专程从日本来到上海市烈士陵园。她在烈士史料陈列馆瞻仰了郑文道烈士遗像，供奉了花篮，鞠躬致敬后，她无限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丈夫中西功的遗愿。亲眼看到了丈夫和我多年来铭刻难忘的党员的典范！”（文虢安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