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舆论生态下，新闻工作者只有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更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通讯和报告文学采写中，“四力”亦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必须全面增强。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习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寄予的厚望。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来说，增强“四力”尤为重要，这是对我们讲政治、练本领、强队伍、打胜仗的基本要求。
通讯和报告文学作为常见的两种文体，虽形式、特点和写作要求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四力”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必须全面增强。其中，脚力解决“如何采”即素材的收集问题，眼力解决“写什么”即题材的筛选问题，脑力解决“如何写”即主题的确定问题，笔力解决“如何说”即语言的表达问题。
通讯要求主题鲜明、事实清楚、材料精当、角度新颖，要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体现出严格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对报告文学，我的认识是它脱胎于通讯，借鉴小说的表现手法；它兼具通讯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但更注重形象刻画和细节描写；它兼具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非虚构，是真人真事，所有的艺术加工都不能失真。
而要做到不失真，首要的就是锤炼脚力，必须多跑、多问、多记。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曾主张，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这同样适用于写新闻。
2008年10月，我在山东枣庄采访时，听说要重建台儿庄古城，眼睛一亮——台儿庄古城曾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犹如凤凰涅槃，用自己肉体的毁灭，换取了民族气节的永生。我决定围绕台儿庄大战和台儿庄古城的重建，写一部《台儿庄涅槃》的长篇报告文学。从那时起，我花了5年时间，实地采访、收集史料、甄别史实。
采访过程中，台儿庄战役前夕两场事关大战成败的恶战，引起我的关注。一场是西北军庞炳勋和张自忠对垒日本第五师团的临沂阻击战；一场是川军王铭章血拼日本第十师团的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战死沙场。但对王铭章的死因，普遍观点认为是“自戕殉国”。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第二版，以《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王铭章师长负伤后自戕》为题，刊登3月21日发自徐州的报道。文中称：“王铭章师长亦腹部中弹，旋以大势已去，危城难守，即以手枪自戕，临死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抗战到底！”
1986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面就表现了这一幕。直到今天，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王铭章生平事迹介绍栏里仍写着“自戕殉国”。
如果我的采访到此为止，也会写成“自戕殉国”。后来，在时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张忠的帮助下，我辗转找到王铭章的嫡孙王德明家里。王铭章的后人，一直不认同“自戕”说。王德明告诉我，爷爷牺牲时身边的警卫副官李绍坤，晚年在四川新都度过，他见过老人几次。老人回忆说，王铭章是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的。
王铭章的遗孀叶亚华原先在台湾生活，2005年回成都定居，直到去世。她也讲过，王铭章的血衣被带回家乡后，发现腹部位置有7个枪眼，王铭章的部下告诉她，将军是被机枪射中的。
根据这些素材，我在描写滕县保卫战时，把王铭章之死写成“当场牺牲”，否定了“自戕殉国”的说法。
滕县保卫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滕县县长周同。滕县失陷后，外界纷传周同“坠城殉国”。《大公报》1938年3月23日第二版《滕县殉国县长周同》中写道：“昨日报载滕县县长周同，于敌陷滕县时，坠城殉国。记者日前在山东，闻路人皆盛称周君之忠勇，到滕与周君会晤，见其布衣光头，谦谨朴实，而谈论坚毅，热情奔放，绝不似官场中人。……今在此大难关头，周县长果始终与军队一致奋战，至敌军已入城，乃不得已坠城而死，其气节诚堪敬悼也。”
后来，在许多介绍滕县保卫战的文章中，也多有对周同绘声绘色的描写，称王铭章战死后，周同抚尸大哭，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说完从城上纵身一跳，以身殉国。
周同的血性和气节让我敬仰有加，上面这段描述我也写进了滕县保卫战的章节。就在书快写成时，我无意中看到另一个材料，说1948年济南解放时，章丘县长周同被活捉，1951年在临沂病死。我心里咯噔一下：周同？这个名字不常见，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四处查阅材料。
原来，滕县城失守后，周同并没有坠城殉国，而是乘乱从西城门逃到南门，躲进天主教堂里。教堂的神父敬仰他的抗日壮举，把他藏了起来，才使他躲过一劫。周同后化装成老百姓，抱着一个难民的幼儿，随难民混出城。
逃出滕县后，周同病倒，幸遇地下党员马奉莪。马奉莪知道周同抗战决心大，遂热心地帮他治病，并动员他留下继续抗日。但周同自认是国民政府官员，予以拒绝。不过，这引起周同同僚的忌恨，向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密告他通共。
周同为自保，于1940年7月公开，逮捕了曾帮他治过病的朋友马奉莪，次年2月又残忍地活埋了马奉莪。周同还蓄意制造摩擦，攻击地方抗日武装，抓了二三十名抗日战士，从此与和八路军结仇，其抗日热情也日渐消沉。日本投降后，周同担任章丘实验县县长，一年后辞职赋闲，住在济南，直到被活捉。我把这些情况整理出来，专门写了一节《不同周同》，加在滕县保卫战的章节最后。
《台儿庄涅槃》一书出版后，山东分社“东岳客”微信公号连载。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干部颜东升，从微信里看到这段内容后，特地找到我，说他爷爷是同马奉莪一起革命的，对周同很熟悉，曾对家人详细讲过周同的情况。见别人只讲周同是抗战英雄，不提甚至不知道他对犯有血案，他们家一直都很不满。我是第一个说公道话的人。为此，他特地买了我的《台儿庄涅槃》，请我签名。
去年底，我采写泰山挑山工时，也有一段插曲。泰安媒体报道中有个女挑山工叫范荣英，泰山景区管委会的书里也提到范荣英，我便请居委会主任领我去找她。当面一问，老人说她不叫范荣英，叫范英荣。居委会主任不好意思地说，平时只叫老人“婶”或“姨”，从不叫姓名。范英荣老人说起当年挑山工的“五朵金花”，肯定地说，另外四个人都死了，只剩她了。
回到济南构思文章时，我对“五朵金花”很感兴趣，想单独写一节。如果没有此前采访遇到的“乌龙”，我也许就按范英荣说的，写成她是“唯一健在者”。但遭遇过“乌龙”后心里总不踏实：另外四人万一还有人健在呢？再次赴泰安，费尽周折，辗转打听，终于确认：除了一个已去世多年，另一个重病卧床，另外两位都健在！最终，三位十多年未见、互相不知生死的老姐妹，终于坐在一起，相拥而泣。我长吁一口气，惊出一身汗：险些酿成大错！
陆游有首教子诗里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说，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我们做新闻也有句行话，“脚板底下出新闻”，只有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调研，才能挖掘出更多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鲜活材料，才能写出接地气、通人情、达民意的走心作品。很多情况下，事实真相需要我们用“脚力”去还原。
《红楼梦》第五回有这样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说的是，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都看得透彻明白。这是很高的境界，非常人能及。新闻价值的判断，与记者的眼力密切相关。如果记者在观察、分析、判断问题时，能有这样高超的洞察力，在平凡生活中慧眼识珠，以独特视角挖掘新意，岂不处处皆新闻？
有一次，山东省科技厅一位副厅长告诉我，某人有项新发明，用蟑螂处理餐厨垃圾，建议我去采访。我嘴上敷衍，心里哂笑：嘁！用蟑螂处理垃圾？天方夜谭！
两年后，这位副厅长见我没动静，又提起这事，说那人了不得，养殖蟑螂已达上百吨，一天能吃掉十多吨垃圾！
我吃了一惊，急急赶去。养殖场像车间，蟑螂被封闭在黑暗中。用手电一照，黑压压，密麻麻，仿佛千军万马。发明者李延荣，年龄比我略大。他养的蟑螂，能将餐厨垃圾吃干榨尽，蟑螂烘干磨粉拌入饲料后，还能替代抗生素。
一组数据让我震惊：2015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1.856亿吨，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卡车首尾相连，长度近50.4万公里，能绕赤道12圈。家庭餐厨垃圾无法统计，仅餐馆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一年就有6000万吨，因含水量高，无法焚烧，只能填埋。而垃圾处理不当，既占用土地，污染水体、大气、土壤，危害农业生态，也影响环境卫生、传播疾病、危害生态系统，甚至攸关一国生存和发展。
我对这件事跟踪采访半年，心中一个个问号被拉直，心想这项发明若能推广，无论是在生态治理领域，还是食品安全领域，都将引发一场革命！于是，我采写了短篇报告文学《驯虫记》，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媒体纷至沓来，“蟑螂大王”李延荣成了公众人物，我默默退到圈外，开始检讨自己。
有人定义，90%的人不知道、不理解、不认可、不接受的事物，才是新生事物。马云说，很多人输就输在对于新兴事物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反观自己，对蟑螂处理垃圾的认知，起初也是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因无知而傲慢，态度可憎，幸好迷途知返，将功补过。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只有善于发现，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灵敏，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保持清醒，方有“蓦然回首”的惊喜。而这种善于发现问题、迅速捕捉亮点、精准抓住要害的眼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炼成，它需要我们做有心人，耐住寂寞、持之以恒，集腋成裘、积沙成塔。
我曾在西藏工作过4年，对涉藏报道的体会是，对西藏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能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必须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放到独特的人文背景下分析，才能看得更全面、准确、深入。为此，我进藏前就购买了许多介绍西藏的书籍，进藏后更加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积累了一个“百宝匣”。这个“百宝匣”帮了我大忙，无论采写多难的稿子，我都能轻松完成。
2006年9月5日下午，中宣部向中央媒体下达任务，要求从9月11日起刊发3篇宣传西藏成就的系列报道。我靠着这个“百宝匣”，从容不迫，很快交了三篇稿。因时间太紧，新华社来不及采访，主动向人民日报索稿，将我的3篇报道全部发了通稿。事后，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张研农在我的业务研讨文章《“百宝匣”里有乾坤》上批示：“西藏的重大报道，任务急，时间紧，犹如‘遭遇战’，但打得漂亮。锦庚同志的体会道出了‘诀窍’，源于平时的积累。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可进记者部的‘教案’。”
2008年全国两会，我随西藏代表团入京。3月14日下午，听闻发生骚乱，当天晚上我就向报社报告，以最短时间赶回。
当我进入市中心时，满目疮痍，到处是烧成空架子的车辆，数百间商铺被烧得黑洞洞的，衣物、食品、桌椅、电器扔得满街都是。我直接闯进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的办公室，他也是头一天晚上返回，通宵指挥部署，此时满脸疲惫，吸着氧气在批阅文件。
我说：“书记，现在外电不实报道铺天盖地，我们越早公布真相，越有利于西藏乃至中央争取主动。我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希望您能为我们的采访提供方便。请放心，相信我的政治素质，只会帮忙，不会添乱，我愿竭尽全力与您共患难！”
庆黎书记很感动，当即给我看了相关文件，又亲自安排我进入戒备森严的指挥所，找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采访到大量线月的高寒缺氧、气压不稳。我吸着氧气，咬着牙完成了长篇通讯《阳光下的罪恶》。借助平时积累的素材，我在文中揭露了集团数十年来的分裂破坏行径。
第二天早上8点，我拿着稿子来到庆黎书记住处。他看了以后很惊讶，说这么短时间能拿出这样有分量的稿子，真不容易！他把稿子交给中央统战部审阅。相关负责人也很惊讶：“我们刚给新华社部署任务，要写一篇揭露真相的报道，你动作这么快！”
稿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后，成为国内媒体第一篇揭露事件真相的报道，社会反响很大。
2008年3月20日下午，报社向我传达紧急任务：要求加强国内媒体涉藏报道的力度，西藏记者站当晚务必交一篇揭露真相的重头稿。放下电线余字的《度尽劫波凝斗志》。考虑到暴力事件已过去五六天，受众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没有局限于披露事件本身，而是围绕3个方面落笔：第一部分简要报道事件全过程；第二部分揭露集团数十年来的分裂破坏活动，用铁的事实说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事件；第三部分针对外界疑虑，用生动事例说明民族团结经受住了考验。
报社领导亲自修改稿件，第二天上午报中宣部审阅。中宣部领导给予充分肯定，指定新华社发通稿。在见报当天的中宣部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特地表扬了这篇报道，说人民日报的稿子确实高人一筹。
张研农同志表扬我：“你在特殊时期赶出这两篇重头稿，称得上倚马可待。”我心里明白，要说“倚马可待”，那就是“倚”于我多年的素材积累。当记者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之时，平时新闻素材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作品的高度、深度、广度和感染力。在西藏工作期间，有7篇我的重点稿件被中宣部领导批示新华社发通稿。
我始终谨记美国哈佛大学那个著名的校训：时刻准备着，当机会来临时，你就成功了。
脑力和眼力相辅相成：眼力是观察，脑力是思考，眼力是判断，脑力是分析。刘禹锡的《浪淘沙》里有这么两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要增强脑力，必须具备这种千淘万漉、求线日，我接到报社采访任务，去西藏采写博士夫妻马新明、孙伶伶的事迹。我随即和区委宣传部联系，对方告诉我，9月8日是中秋节，中央媒体9月10日进藏，让我同期进藏。我想，集体采访效率不高，一定要抢这个时间差，尽可能与马新明单独接触。
9月8日上午我从济南启程，下午抵。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很惊讶：我们正准备材料呢，现在手头什么也没有。一问马新明书记的日程，也说很忙，这几天不接受采访。
我没有放弃，辗转联系到马新明本人，当天下午在北京干部住处见到了他：院子里摆满桌子，密密麻麻坐满了人。马新明介绍说，八一篮球队和北京篮球队进藏交流慰问，今天是中秋节，他把北京所有的干部、支教老师、志愿者都请来了，共200多人，摆了20多桌，一起过节赏月。
马新明确实忙。当晚活动结束已是深夜。听说他明后天工作也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诚恳地说：“从明天起，我跟着你，你照常工作，把我当成影子。”
随后两天，我与他同吃同行，如影随形，静静地看，默默地听，连本子也没带，别人以为我是工作人员。白天没机会单独聊，就在晚上10点之后，到他们家聊至深夜。
两天后，其他媒体进藏，集体采访开始，宣传部门准备了厚厚一沓材料，我连塑封纸也没拆。别的记者拿到材料后，很快就埋头写稿，我却陷入苦恼，迟迟没有动笔。
写人物，必须写出自己的感动，先打动作者，才能打动读者，但如何写出心中的感动？
我们初学新闻时就被告知，新闻要客观陈述，忌把自己摆进去。常规通讯大多以第三人称行文，这种写法犹如隔岸观景，虽能看到它的恢弘气势，却看不到它的九曲回廊。气势恢弘能使人血脉贲张，却难以让人潸然泪下。动情之处，往往藏在曲径通幽处。这个“幽”，就是柔软的内心。
如何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共鸣？我想到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可以把作者摆进去，犹如一叶扁舟，载着你划到对岸、让你融入美景之中。
但是，写新闻报道必须体现新闻特性，在新闻版登一篇报告文学有点不伦不类。于是，我又想到日记体，把日记体与报告文学嫁接，用日记体的“现在进行时”，装进主人公事迹的“过去时”。
9月14日凌晨3点，我强迫自己起床，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打开电脑。根据要求，人民日报发两篇通讯、一篇短评，并配图片。按常规要求，每篇通讯不超过2500字。
开始，我还字斟句酌。进入角色后，直写得泪眼模糊，控制不住，越写越长。我索性放纵自己，任情感在键盘上一泻千里。
以前，我只知道，在高原上从事体力活动会气喘。这回，我惊讶地发现，脑力劳动也会导致缺氧。经常写着写着，气就不够用了，大脑会迟钝，连简单的字也忘了，有时只好停下来，闭着眼，吸会儿氧气再写。当我敲下《因为爱，所以爱》最后一个句号后，一查字数吓了一跳：12000字。我知道肯定不行，下狠心删掉一个章节，将全文压缩至9500字。
打开窗帘，我惊讶地发现，外面天色已暗，一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半，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居然在电脑前枯坐了18个小时，甚至忘记了吃午饭晚饭。
饿肚子还是小事儿，我的心里又开始打鼓：这对夫妻是批示的典型，我竟然把自己摆进去，编辑部会不会说我喧宾夺主、沽名钓誉？这种写法有没有犯新闻之忌？如果真的被枪毙，岂不是在报社落下笑柄？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把稿子传回编辑部。
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阎晓明说稿子太长，让我压缩成4000字。这与2500字的常规字数相比，已经很关照了。我提出折中意见：按章节分成上、下两篇。领导表示同意，把稿子签发给了总编室。
当天晚上，时任总编室副主任胡果给我打电话，激动地说：“我一口气读完全文，热泪盈眶，向你表示敬意！经请示社领导，决定发一个版。”
见报当天，当我先从网上看到版面时，感慨万端。一篇稿子，从传到编辑部到见诸报端，要过很多关口。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按章办事，或删或毙，都无可厚非。恰恰是从编辑到社领导的一路包容甚至迁就，才使我的心血得以结晶、情感得以宣泄。同时，也让我再次感受到人民日报积极探索的勇气和从善如流的胸怀。
文无定法，见智见仁。《因为爱，所以爱》的写法，仅是我之陋见，未必是最佳选择，也不值得别人效仿。如果要说体会，只有粗浅一点，即人物报道要融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触摸最感动自己的地方，运用最合适的表现手法。不能墨守成规、机械套用模式，要有创新意识，勇于突破窠臼，做到“千人千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脑力”的投入，需要刘禹锡《浪淘沙》里提到的那种千淘万漉、求真务实的精神。
作为党报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脑力”该朝哪个方面努力？我的理解是——弘扬正气，鞭挞时弊。应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树立时代风气、引领时代风尚，让读者感受温暖、看到光亮、汲取力量、树立信仰、明确方向。
无论通讯抑或报告文学，都要有“人气”。所谓“人气”，就是人性光辉。在叙事过程中，应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让人物见动作、出声音、显性格、亮思想，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要把人性中最精彩、最感人之处展现出来，以打动读者、引发共鸣。这一点，同小说既异曲同工又各有千秋。正如《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所说的，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
文章千万篇，不外乎三种：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不同文体对语言的要求各不相同。总体来说，记叙文要求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说明文要求准确、简洁，富有传播力；议论文要求深刻、鲜明，富有概括力。新闻和报告文学都属于记叙文，其语言构成主要包括五类：叙述、描写、对话、抒情、议论，其中最常用的是叙述。这五类语言的要求各不相同，叙述重在客观化，描写重在细节化，对话重在个性化，抒情重在情感化，议论重在深刻化。
新闻和文学虽同属记叙文，但对语言的要求不同。新闻语言侧重概括性叙述，特点是简明扼要；文学语言侧重于描写性叙述，特点是生动形象。假如记者能综合运用这两种语言，就能使作品既简洁又生动。
语言的表达形态，好比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步伐。老年人身子带腿，步伐迟缓沉滞；壮年人腿带身子，大步流星，步伐刚劲有力；青少年全身灵动，蹦蹦跳跳。笔力差的，拖泥带水，艰涩枯燥，好比老年人步伐；笔力好的，行云流水，流畅稳健，好比壮年人步伐。人民日报记者的表达水平，大多能达到“壮年人步伐”的程度，这也是新闻语言的理想形态。但通讯和报告文学的语言表达，应该追求第三种形态，即“青少年步伐”：清新明快、灵动活泼、精练隽永、筋道耐嚼，富有张力、弹性和韵律。
文章写的是一个村里有个小老板，外号懒汉。当上村官后，热情很高，做事讲规矩、有章法，村容村貌、村民精神面貌变化很大。回顾同懒汉的交往，我从这个人物身上受到很多启发：农村领头人必须具备干事创业的激情，企业老板如果都能像懒汉这样富有激情、反哺家乡，农村必将升腾起新希望；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农村干部遇事习惯凭直觉、拍脑袋，缺少科学决策。懒汉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懂得搞“多项选择”，不简单；在农村，干部光埋头拉车还不够，还要善于借力使力，懒汉就很会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很多农村宗族派系林立、内耗严重，新班子清算老班子，老班子暗地使绊子，水火不容。懒汉与前任书记却关系融洽、配合默契，殊为难得。于是，我决定写篇文章，宣传一下这个小人物。
写这篇文章，是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的。没有人催稿，没有发表的压力，随时可以停下，甚至可以放弃。用的是调侃、随性的语言，不必有板有眼、正襟危坐，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就像在家里，穿着老头衫，趿着拖鞋，跷着二郎腿，摇着芭蕉扇，一杯清茶、一碟瓜子，同老友胡侃神聊。平时写稿，像挤牙膏。然而此时，思路在飞驰，手在后面撵，撵得气喘吁吁，恨不得插上翅膀。就在出差的高铁上，我用了8个多小时，完成了这篇8千字的文章。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以将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懒汉治村》，引起很大反响。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洪俊批示：“‘懒汉治村’为浙西开化村官徐樟顺立传，灵动鲜活，隽永酣畅，气韵沉雄。此文让中国最小的‘干部’登上中国最大的报纸副刊，是锦庚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大境界，也是浙江新闻人的职业标杆。情系小人物小事件，书写大文章大境界，这样才能共建共享浙江新闻界人才辈出、新闻事业蓬勃繁荣的大气象。”浙江省委副书记批示给开化县委书记，要求把懒汉作为典型予以宣传。“懒汉”一夜成名，被评为浙江省“千名好支书”之一。后来，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入选《2014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被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评为2014年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一等奖，收入《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集萃》。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样一件事，用什么语言表述、报道，效果大相径庭。有的简笔勾勒，有的浓墨重彩；有的激情澎湃，有的体物入微；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含蓄委婉。每位文学大家，都有自己鲜明的语言风格。比如，鲁迅的深邃犀利、凝练幽默，巴金的热烈明快、平白率真，茅盾的细腻奔放、生动朴实，老舍的清浅俗白、淡雅京韵，其中不少描写看似平常，但仔细品味，于平淡中见奇特，于明快中见隽永，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应了那句话，“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习对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寄予的厚望。对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来说，增强“四力”尤为重要，这是对我们讲政治、练本领、强队伍、打胜仗的基本要求。
通讯和报告文学作为常见的两种文体，虽形式、特点和写作要求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四力”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必须全面增强。其中，脚力解决“如何采”即素材的收集问题，眼力解决“写什么”即题材的筛选问题，脑力解决“如何写”即主题的确定问题，笔力解决“如何说”即语言的表达问题。
通讯要求主题鲜明、事实清楚、材料精当、角度新颖，要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体现出严格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对报告文学，我的认识是它脱胎于通讯，借鉴小说的表现手法；它兼具通讯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但更注重形象刻画和细节描写；它兼具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非虚构，是真人真事，所有的艺术加工都不能失真。
而要做到不失真，首要的就是锤炼脚力，必须多跑、多问、多记。报告文学作家理由曾主张，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这同样适用于写新闻。
2008年10月，我在山东枣庄采访时，听说要重建台儿庄古城，眼睛一亮——台儿庄古城曾在战火中被夷为平地，犹如凤凰涅槃，用自己肉体的毁灭，换取了民族气节的永生。我决定围绕台儿庄大战和台儿庄古城的重建，写一部《台儿庄涅槃》的长篇报告文学。从那时起，我花了5年时间，实地采访、收集史料、甄别史实。
采访过程中，台儿庄战役前夕两场事关大战成败的恶战，引起我的关注。一场是西北军庞炳勋和张自忠对垒日本第五师团的临沂阻击战；一场是川军王铭章血拼日本第十师团的滕县保卫战，王铭章将军战死沙场。但对王铭章的死因，普遍观点认为是“自戕殉国”。1938年3月22日《大公报》第二版，以《滕县之役守军死事壮烈王铭章师长负伤后自戕》为题，刊登3月21日发自徐州的报道。文中称：“王铭章师长亦腹部中弹，旋以大势已去，危城难守，即以手枪自戕，临死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抗战到底！”
1986年拍摄的电影《血战台儿庄》，里面就表现了这一幕。直到今天，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王铭章生平事迹介绍栏里仍写着“自戕殉国”。
如果我的采访到此为止，也会写成“自戕殉国”。后来，在时任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张忠的帮助下，我辗转找到王铭章的嫡孙王德明家里。王铭章的后人，一直不认同“自戕”说。王德明告诉我，爷爷牺牲时身边的警卫副官李绍坤，晚年在四川新都度过，他见过老人几次。老人回忆说，王铭章是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的。
王铭章的遗孀叶亚华原先在台湾生活，2005年回成都定居，直到去世。她也讲过，王铭章的血衣被带回家乡后，发现腹部位置有7个枪眼，王铭章的部下告诉她，将军是被机枪射中的。
根据这些素材，我在描写滕县保卫战时，把王铭章之死写成“当场牺牲”，否定了“自戕殉国”的说法。
滕县保卫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滕县县长周同。滕县失陷后，外界纷传周同“坠城殉国”。《大公报》1938年3月23日第二版《滕县殉国县长周同》中写道：“昨日报载滕县县长周同，于敌陷滕县时，坠城殉国。记者日前在山东，闻路人皆盛称周君之忠勇，到滕与周君会晤，见其布衣光头，谦谨朴实，而谈论坚毅，热情奔放，绝不似官场中人。……今在此大难关头，周县长果始终与军队一致奋战，至敌军已入城，乃不得已坠城而死，其气节诚堪敬悼也。”
后来，在许多介绍滕县保卫战的文章中，也多有对周同绘声绘色的描写，称王铭章战死后，周同抚尸大哭，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说完从城上纵身一跳，以身殉国。
周同的血性和气节让我敬仰有加，上面这段描述我也写进了滕县保卫战的章节。就在书快写成时，我无意中看到另一个材料，说1948年济南解放时，章丘县长周同被活捉，1951年在临沂病死。我心里咯噔一下：周同？这个名字不常见，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我四处查阅材料。
原来，滕县城失守后，周同并没有坠城殉国，而是乘乱从西城门逃到南门，躲进天主教堂里。教堂的神父敬仰他的抗日壮举，把他藏了起来，才使他躲过一劫。周同后化装成老百姓，抱着一个难民的幼儿，随难民混出城。
逃出滕县后，周同病倒，幸遇地下党员马奉莪。马奉莪知道周同抗战决心大，遂热心地帮他治病，并动员他留下继续抗日。但周同自认是国民政府官员，予以拒绝。不过，这引起周同同僚的忌恨，向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密告他通共。
周同为自保，于1940年7月公开，逮捕了曾帮他治过病的朋友马奉莪，次年2月又残忍地活埋了马奉莪。周同还蓄意制造摩擦，攻击地方抗日武装，抓了二三十名抗日战士，从此与和八路军结仇，其抗日热情也日渐消沉。日本投降后，周同担任章丘实验县县长，一年后辞职赋闲，住在济南，直到被活捉。我把这些情况整理出来，专门写了一节《不同周同》，加在滕县保卫战的章节最后。
《台儿庄涅槃》一书出版后，山东分社“东岳客”微信公号连载。山东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干部颜东升，从微信里看到这段内容后，特地找到我，说他爷爷是同马奉莪一起革命的，对周同很熟悉，曾对家人详细讲过周同的情况。见别人只讲周同是抗战英雄，不提甚至不知道他对犯有血案，他们家一直都很不满。我是第一个说公道话的人。为此，他特地买了我的《台儿庄涅槃》，请我签名。
去年底，我采写泰山挑山工时，也有一段插曲。泰安媒体报道中有个女挑山工叫范荣英，泰山景区管委会的书里也提到范荣英，我便请居委会主任领我去找她。当面一问，老人说她不叫范荣英，叫范英荣。居委会主任不好意思地说，平时只叫老人“婶”或“姨”，从不叫姓名。范英荣老人说起当年挑山工的“五朵金花”，肯定地说，另外四个人都死了，只剩她了。
回到济南构思文章时，我对“五朵金花”很感兴趣，想单独写一节。如果没有此前采访遇到的“乌龙”，我也许就按范英荣说的，写成她是“唯一健在者”。但遭遇过“乌龙”后心里总不踏实：另外四人万一还有人健在呢？再次赴泰安，费尽周折，辗转打听，终于确认：除了一个已去世多年，另一个重病卧床，另外两位都健在！最终，三位十多年未见、互相不知生死的老姐妹，终于坐在一起，相拥而泣。我长吁一口气，惊出一身汗：险些酿成大错！
陆游有首教子诗里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说，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我们做新闻也有句行话，“脚板底下出新闻”，只有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调研，才能挖掘出更多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鲜活材料，才能写出接地气、通人情、达民意的走心作品。很多情况下，事实真相需要我们用“脚力”去还原。
《红楼梦》第五回有这样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世事洞明”说的是，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都看得透彻明白。这是很高的境界，非常人能及。新闻价值的判断，与记者的眼力密切相关。如果记者在观察、分析、判断问题时，能有这样高超的洞察力，在平凡生活中慧眼识珠，以独特视角挖掘新意，岂不处处皆新闻？
有一次，山东省科技厅一位副厅长告诉我，某人有项新发明，用蟑螂处理餐厨垃圾，建议我去采访。我嘴上敷衍，心里哂笑：嘁！用蟑螂处理垃圾？天方夜谭！
两年后，这位副厅长见我没动静，又提起这事，说那人了不得，养殖蟑螂已达上百吨，一天能吃掉十多吨垃圾！
我吃了一惊，急急赶去。养殖场像车间，蟑螂被封闭在黑暗中。用手电一照，黑压压，密麻麻，仿佛千军万马。发明者李延荣，年龄比我略大。他养的蟑螂，能将餐厨垃圾吃干榨尽，蟑螂烘干磨粉拌入饲料后，还能替代抗生素。
一组数据让我震惊：2015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1.856亿吨，如果用载重2.5吨的卡车运输，卡车首尾相连，长度近50.4万公里，能绕赤道12圈。家庭餐厨垃圾无法统计，仅餐馆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一年就有6000万吨，因含水量高，无法焚烧，只能填埋。而垃圾处理不当，既占用土地，污染水体、大气、土壤，危害农业生态，也影响环境卫生、传播疾病、危害生态系统，甚至攸关一国生存和发展。
我对这件事跟踪采访半年，心中一个个问号被拉直，心想这项发明若能推广，无论是在生态治理领域，还是食品安全领域，都将引发一场革命！于是，我采写了短篇报告文学《驯虫记》，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媒体纷至沓来，“蟑螂大王”李延荣成了公众人物，我默默退到圈外，开始检讨自己。
有人定义，90%的人不知道、不理解、不认可、不接受的事物，才是新生事物。马云说，很多人输就输在对于新兴事物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反观自己，对蟑螂处理垃圾的认知，起初也是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因无知而傲慢，态度可憎，幸好迷途知返，将功补过。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只有善于发现，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灵敏，在“乱花渐欲迷人眼”中保持清醒，方有“蓦然回首”的惊喜。而这种善于发现问题、迅速捕捉亮点、精准抓住要害的眼力，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炼成，它需要我们做有心人，耐住寂寞、持之以恒，集腋成裘、积沙成塔。
我曾在西藏工作过4年，对涉藏报道的体会是，对西藏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能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必须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放到独特的人文背景下分析，才能看得更全面、准确、深入。为此，我进藏前就购买了许多介绍西藏的书籍，进藏后更加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积累了一个“百宝匣”。这个“百宝匣”帮了我大忙，无论采写多难的稿子，我都能轻松完成。
2006年9月5日下午，中宣部向中央媒体下达任务，要求从9月11日起刊发3篇宣传西藏成就的系列报道。我靠着这个“百宝匣”，从容不迫，很快交了三篇稿。因时间太紧，新华社来不及采访，主动向人民日报索稿，将我的3篇报道全部发了通稿。事后，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张研农在我的业务研讨文章《“百宝匣”里有乾坤》上批示：“西藏的重大报道，任务急，时间紧，犹如‘遭遇战’，但打得漂亮。锦庚同志的体会道出了‘诀窍’，源于平时的积累。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例，可进记者部的‘教案’。”
2008年全国两会，我随西藏代表团入京。3月14日下午，听闻发生骚乱，当天晚上我就向报社报告，以最短时间赶回。
当我进入市中心时，满目疮痍，到处是烧成空架子的车辆，数百间商铺被烧得黑洞洞的，衣物、食品、桌椅、电器扔得满街都是。我直接闯进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的办公室，他也是头一天晚上返回，通宵指挥部署，此时满脸疲惫，吸着氧气在批阅文件。
我说：“书记，现在外电不实报道铺天盖地，我们越早公布真相，越有利于西藏乃至中央争取主动。我迫切需要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希望您能为我们的采访提供方便。请放心，相信我的政治素质，只会帮忙，不会添乱，我愿竭尽全力与您共患难！”
庆黎书记很感动，当即给我看了相关文件，又亲自安排我进入戒备森严的指挥所，找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采访到大量线月的高寒缺氧、气压不稳。我吸着氧气，咬着牙完成了长篇通讯《阳光下的罪恶》。借助平时积累的素材，我在文中揭露了集团数十年来的分裂破坏行径。
第二天早上8点，我拿着稿子来到庆黎书记住处。他看了以后很惊讶，说这么短时间能拿出这样有分量的稿子，真不容易！他把稿子交给中央统战部审阅。相关负责人也很惊讶：“我们刚给新华社部署任务，要写一篇揭露真相的报道，你动作这么快！”
稿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后，成为国内媒体第一篇揭露事件真相的报道，社会反响很大。
2008年3月20日下午，报社向我传达紧急任务：要求加强国内媒体涉藏报道的力度，西藏记者站当晚务必交一篇揭露真相的重头稿。放下电线余字的《度尽劫波凝斗志》。考虑到暴力事件已过去五六天，受众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没有局限于披露事件本身，而是围绕3个方面落笔：第一部分简要报道事件全过程；第二部分揭露集团数十年来的分裂破坏活动，用铁的事实说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事件；第三部分针对外界疑虑，用生动事例说明民族团结经受住了考验。
报社领导亲自修改稿件，第二天上午报中宣部审阅。中宣部领导给予充分肯定，指定新华社发通稿。在见报当天的中宣部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特地表扬了这篇报道，说人民日报的稿子确实高人一筹。
张研农同志表扬我：“你在特殊时期赶出这两篇重头稿，称得上倚马可待。”我心里明白，要说“倚马可待”，那就是“倚”于我多年的素材积累。当记者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之时，平时新闻素材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作品的高度、深度、广度和感染力。在西藏工作期间，有7篇我的重点稿件被中宣部领导批示新华社发通稿。
我始终谨记美国哈佛大学那个著名的校训：时刻准备着，当机会来临时，你就成功了。
脑力和眼力相辅相成：眼力是观察，脑力是思考，眼力是判断，脑力是分析。刘禹锡的《浪淘沙》里有这么两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要增强脑力，必须具备这种千淘万漉、求线日，我接到报社采访任务，去西藏采写博士夫妻马新明、孙伶伶的事迹。我随即和区委宣传部联系，对方告诉我，9月8日是中秋节，中央媒体9月10日进藏，让我同期进藏。我想，集体采访效率不高，一定要抢这个时间差，尽可能与马新明单独接触。
9月8日上午我从济南启程，下午抵。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很惊讶：我们正准备材料呢，现在手头什么也没有。一问马新明书记的日程，也说很忙，这几天不接受采访。
我没有放弃，辗转联系到马新明本人，当天下午在北京干部住处见到了他：院子里摆满桌子，密密麻麻坐满了人。马新明介绍说，八一篮球队和北京篮球队进藏交流慰问，今天是中秋节，他把北京所有的干部、支教老师、志愿者都请来了，共200多人，摆了20多桌，一起过节赏月。
马新明确实忙。当晚活动结束已是深夜。听说他明后天工作也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诚恳地说：“从明天起，我跟着你，你照常工作，把我当成影子。”
随后两天，我与他同吃同行，如影随形，静静地看，默默地听，连本子也没带，别人以为我是工作人员。白天没机会单独聊，就在晚上10点之后，到他们家聊至深夜。
两天后，其他媒体进藏，集体采访开始，宣传部门准备了厚厚一沓材料，我连塑封纸也没拆。别的记者拿到材料后，很快就埋头写稿，我却陷入苦恼，迟迟没有动笔。
写人物，必须写出自己的感动，先打动作者，才能打动读者，但如何写出心中的感动？
我们初学新闻时就被告知，新闻要客观陈述，忌把自己摆进去。常规通讯大多以第三人称行文，这种写法犹如隔岸观景，虽能看到它的恢弘气势，却看不到它的九曲回廊。气势恢弘能使人血脉贲张，却难以让人潸然泪下。动情之处，往往藏在曲径通幽处。这个“幽”，就是柔软的内心。
如何让读者身临其境、产生共鸣？我想到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可以把作者摆进去，犹如一叶扁舟，载着你划到对岸、让你融入美景之中。
但是，写新闻报道必须体现新闻特性，在新闻版登一篇报告文学有点不伦不类。于是，我又想到日记体，把日记体与报告文学嫁接，用日记体的“现在进行时”，装进主人公事迹的“过去时”。
9月14日凌晨3点，我强迫自己起床，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打开电脑。根据要求，人民日报发两篇通讯、一篇短评，并配图片。按常规要求，每篇通讯不超过2500字。
开始，我还字斟句酌。进入角色后，直写得泪眼模糊，控制不住，越写越长。我索性放纵自己，任情感在键盘上一泻千里。
以前，我只知道，在高原上从事体力活动会气喘。这回，我惊讶地发现，脑力劳动也会导致缺氧。经常写着写着，气就不够用了，大脑会迟钝，连简单的字也忘了，有时只好停下来，闭着眼，吸会儿氧气再写。当我敲下《因为爱，所以爱》最后一个句号后，一查字数吓了一跳：12000字。我知道肯定不行，下狠心删掉一个章节，将全文压缩至9500字。
打开窗帘，我惊讶地发现，外面天色已暗，一看时间，已是晚上9点半，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居然在电脑前枯坐了18个小时，甚至忘记了吃午饭晚饭。
饿肚子还是小事儿，我的心里又开始打鼓：这对夫妻是批示的典型，我竟然把自己摆进去，编辑部会不会说我喧宾夺主、沽名钓誉？这种写法有没有犯新闻之忌？如果真的被枪毙，岂不是在报社落下笑柄？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把稿子传回编辑部。
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阎晓明说稿子太长，让我压缩成4000字。这与2500字的常规字数相比，已经很关照了。我提出折中意见：按章节分成上、下两篇。领导表示同意，把稿子签发给了总编室。
当天晚上，时任总编室副主任胡果给我打电话，激动地说：“我一口气读完全文，热泪盈眶，向你表示敬意！经请示社领导，决定发一个版。”
见报当天，当我先从网上看到版面时，感慨万端。一篇稿子，从传到编辑部到见诸报端，要过很多关口。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按章办事，或删或毙，都无可厚非。恰恰是从编辑到社领导的一路包容甚至迁就，才使我的心血得以结晶、情感得以宣泄。同时，也让我再次感受到人民日报积极探索的勇气和从善如流的胸怀。
文无定法，见智见仁。《因为爱，所以爱》的写法，仅是我之陋见，未必是最佳选择，也不值得别人效仿。如果要说体会，只有粗浅一点，即人物报道要融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触摸最感动自己的地方，运用最合适的表现手法。不能墨守成规、机械套用模式，要有创新意识，勇于突破窠臼，做到“千人千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脑力”的投入，需要刘禹锡《浪淘沙》里提到的那种千淘万漉、求真务实的精神。
作为党报新闻工作者，我们的“脑力”该朝哪个方面努力？我的理解是——弘扬正气，鞭挞时弊。应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树立时代风气、引领时代风尚，让读者感受温暖、看到光亮、汲取力量、树立信仰、明确方向。
无论通讯抑或报告文学，都要有“人气”。所谓“人气”，就是人性光辉。在叙事过程中，应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让人物见动作、出声音、显性格、亮思想，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要把人性中最精彩、最感人之处展现出来，以打动读者、引发共鸣。这一点，同小说既异曲同工又各有千秋。正如《基希及其报告文学》的作者T·巴克所说的，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
文章千万篇，不外乎三种：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不同文体对语言的要求各不相同。总体来说，记叙文要求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说明文要求准确、简洁，富有传播力；议论文要求深刻、鲜明，富有概括力。新闻和报告文学都属于记叙文，其语言构成主要包括五类：叙述、描写、对话、抒情、议论，其中最常用的是叙述。这五类语言的要求各不相同，叙述重在客观化，描写重在细节化，对话重在个性化，抒情重在情感化，议论重在深刻化。
新闻和文学虽同属记叙文，但对语言的要求不同。新闻语言侧重概括性叙述，特点是简明扼要；文学语言侧重于描写性叙述，特点是生动形象。假如记者能综合运用这两种语言，就能使作品既简洁又生动。
语言的表达形态，好比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步伐。老年人身子带腿，步伐迟缓沉滞；壮年人腿带身子，大步流星，步伐刚劲有力；青少年全身灵动，蹦蹦跳跳。笔力差的，拖泥带水，艰涩枯燥，好比老年人步伐；笔力好的，行云流水，流畅稳健，好比壮年人步伐。人民日报记者的表达水平，大多能达到“壮年人步伐”的程度，这也是新闻语言的理想形态。但通讯和报告文学的语言表达，应该追求第三种形态，即“青少年步伐”：清新明快、灵动活泼、精练隽永、筋道耐嚼，富有张力、弹性和韵律。
文章写的是一个村里有个小老板，外号懒汉。当上村官后，热情很高，做事讲规矩、有章法，村容村貌、村民精神面貌变化很大。回顾同懒汉的交往，我从这个人物身上受到很多启发：农村领头人必须具备干事创业的激情，企业老板如果都能像懒汉这样富有激情、反哺家乡，农村必将升腾起新希望；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农村干部遇事习惯凭直觉、拍脑袋，缺少科学决策。懒汉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懂得搞“多项选择”，不简单；在农村，干部光埋头拉车还不够，还要善于借力使力，懒汉就很会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很多农村宗族派系林立、内耗严重，新班子清算老班子，老班子暗地使绊子，水火不容。懒汉与前任书记却关系融洽、配合默契，殊为难得。于是，我决定写篇文章，宣传一下这个小人物。
写这篇文章，是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的。没有人催稿，没有发表的压力，随时可以停下，甚至可以放弃。用的是调侃、随性的语言，不必有板有眼、正襟危坐，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就像在家里，穿着老头衫，趿着拖鞋，跷着二郎腿，摇着芭蕉扇，一杯清茶、一碟瓜子，同老友胡侃神聊。平时写稿，像挤牙膏。然而此时，思路在飞驰，手在后面撵，撵得气喘吁吁，恨不得插上翅膀。就在出差的高铁上，我用了8个多小时，完成了这篇8千字的文章。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以将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懒汉治村》，引起很大反响。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洪俊批示：“‘懒汉治村’为浙西开化村官徐樟顺立传，灵动鲜活，隽永酣畅，气韵沉雄。此文让中国最小的‘干部’登上中国最大的报纸副刊，是锦庚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职业大境界，也是浙江新闻人的职业标杆。情系小人物小事件，书写大文章大境界，这样才能共建共享浙江新闻界人才辈出、新闻事业蓬勃繁荣的大气象。”浙江省委副书记批示给开化县委书记，要求把懒汉作为典型予以宣传。“懒汉”一夜成名，被评为浙江省“千名好支书”之一。后来，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入选《2014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被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评为2014年全国报纸副刊年度精品一等奖，收入《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集萃》。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样一件事，用什么语言表述、报道，效果大相径庭。有的简笔勾勒，有的浓墨重彩；有的激情澎湃，有的体物入微；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含蓄委婉。每位文学大家，都有自己鲜明的语言风格。比如，鲁迅的深邃犀利、凝练幽默，巴金的热烈明快、平白率真，茅盾的细腻奔放、生动朴实，老舍的清浅俗白、淡雅京韵，其中不少描写看似平常，但仔细品味，于平淡中见奇特，于明快中见隽永，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应了那句话，“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